苏轼父子所谓“苦行僧”的生活，多半是物质上的，精神上依然能保持着“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富足。苏过笃行孝道，对父亲照顾无微不至，就连叔父苏辙也赞不绝口。相比于感人至深的孝行，苏过承袭自苏轼的才华，让父亲更甚为欣慰，心定后继有人。曾经苏过写了一篇《志隐》，其中有“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所以“置身遐荒，逃生空谷”才是“天下之至乐”的论断。苏东坡读了觉得简直如出己手，慨叹说：“吾可以安于岛夷矣!”
如杜甫自述“诗乃吾家事”，苏轼三子“俱善为文”，但以幼子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也许因为在父亲身侧最久，让他得以传承父亲诗文创作精髓。绍圣二年（1095）八月，苏轼被贬惠州的第二年，苏过写下《飓风赋》，形容飓风所过之处“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列万马而并骛，会千车而争逐”，苏轼尤其看好，在《苏轼文集》第一卷便收录了这篇作品。苏轼常给苏过传授创作经验，苏过对自己也要求甚高，不仅大量阅览书籍，熟习掌故旧闻，还勤加练习，写下如《萧何论》《论海南黎事书》《士夑论》《书周亚夫传后》等杰作。他写《论海南黎事书》，详论北宋地方官管理海南少数民族黎族事务时，列举种种不当不公的弊政，言其既无管治之效，亦有伤于黎民的民生，并另提若干建议。仗义执言，也颇有其父风采。
当年苏洵传下来的“抄书”秘诀，也被苏轼在教子中一脉相承。在儋州，苏过遍抄《唐书》，苏轼在《与程秀才三首·其三》中说：“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苏轼在儋州著书授徒，完成了《易传》《书传》《论语说》的写作，苏过则从旁协助父亲。对于苏过表现出来的天赋才华和学习成果，苏轼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培养。父子二人配合默契，朝夕相处开出苦难之花。叔父苏辙甚至曾总结，“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
这一天，苏过又从海船上接到了大哥苏迈寄来的书信和酒，吟诗为应，从弟苏远也有和诗，皆是佳作。苏远即苏逊，作为家中幼子，也被安排随父苏辙贬居雷州。一直以来，二苏贬谪在外，都是只把幼子带在身边，长子留居内里，是兄弟之间一种无需多言的默契。嫡长子背负着血脉相继的宗法责任，苏轼、苏辙深知这一去难有回头路，如此安排，多是为苏氏家族的深远考量。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幼子们纷纷继承了更多来自父师的教化，展现出更高的水平。苏家传统，子孙成绩，一定要夸！苏辙先写信来与哥哥自相庆幸，苏辙回以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篇首自况：“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对二人晒娃成瘾，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誉儿虽是两翁癖，积德已自三世种。”对于晚辈，更希望看到的是他们能够呈现出“六子晨耕箪瓢出，众妇夜绩灯火共。⋯⋯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耕读传家的风貌。
苏过成为暮年老父凄苦生活的最大调剂，小子的一篇妙语“笔势仿佛离骚经”，能让苏轼高兴好几天，连带着寝食都有滋有味。对于这个年纪的苏轼来讲，就像大多数父母一样，儿女成才就是自己最大的成功。苏东坡不遗余力，逢人便夸：“某既缘此弃绝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值得一提的是，连年迁徙中练就的平和心态，让苏过在自己轻视功名利禄的同时，依旧能够对亲朋出仕，抱有勉励积极的态度：“念君青云上，我是江湖散。共为逍遥游，未用相推挽。”文笔功课能于日积月累中日益不凡，慷慨豁达的胸襟是父亲言传身教来的家门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