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译者、曾担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的张建新表示，重温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过程，感受文物流失经历的沉重，让他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倍感郁闷、压抑。
卡尔·梅耶则坦诚，美国人在最初交易的时候没有一本诚实的账本，而这本书则试图提供关于中国藏品更丰富的资料。
1924年1月，华尔纳雇佣当地的农民从敦煌石窟内凿下的佛像。（资料图）
文物流失，中国文明之痛
在20世纪初，希克曼看到龙门石窟无人看守，到处都是盗贼，当地农民根据买主的订单偷盗，石窟的艺术珍品现身于当时北平穷街陋巷里的古董店。布里萨克称，希克曼的信件写的非常直白，简单说就是“快去拿！(Goforit！)”。
张建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国内外缺少文物保护理念和法规，对战争期间抢夺“金银财宝”的行为听之任之；同时，一个残酷事实是，在高额利益驱使下，国内一些人内外勾结，将大量中国文物走私出境。
根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3万件，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而散落在世界各地民间的中国文物数量，应是博物馆中的10倍，约1700万件。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也显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盗掘和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在长期从事中外文物、博物馆交流工作的张建新看来，近百年来有不计其数的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对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破坏。
他们通过查阅大量中文读者未能接触过的相关史料，那些保留在西方国家博物馆、大学、档案馆等机构的历史资料以及个人书信、一些主要人物的回忆录等，以此梳理出了一部关于美国人为了得到中国的艺术珍品而长途跋涉的惊险故事。该书还讲述了在盗宝者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斯坦因、华尔纳、卢芹斋，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黑手”……
随着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动荡的中国日渐成为西方国家艺术掠夺的角斗场，各大博物馆纷纷以自己拥有中国古文物为荣。
“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如果可以让《文昭皇后礼佛图》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宾阳洞中。”劳伦斯·希克曼曾经这么说过，“所有关心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都会更希望《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仍然留在遥远的河南省。”他也曾联系到古物保护委员会成员袁同礼，建议他在龙门石窟部署一些警察，但是却拒绝透露出售龙门石窟雕像古董商的名字，而袁同礼则认为，“如果外国人不停止购买雕像碎块，破坏将会持续进行”。
希克曼在河南洛阳文物市场（1932）。（资料图）
希克曼这种辩解相对于他们在中国的行为，显得毫无说服力。
1924年1月，兰登·华尔纳当着敦煌看护人王圆箓道士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他用这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除了壁画，华尔纳还使用锤子用了5天的时间，将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从基座上敲打下来，直到他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才打道回府。
他用自己的内衣包裹着12幅图像残片和菩萨雕塑，在没有弹簧避震的车上运送了18周时间。然而当它们抵达剑桥时，状况非常差。布里萨克说，华尔纳使用的是欧洲人用来分离壁画的方法，但是并不符合洞窟里寒冷的环境，修复者花了很长时间才将浸润过胶水的颜料清理出来，而今这些图像存放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目前仅有5件文物恢复到可以展出的状况。
据法国人斯坦利·亚伯记载，龙门石窟有96个主要洞窟遭到洗劫。目前，它们已四处散落，遍及从大阪到多伦多、从苏黎世到华盛顿特区、从旧金山到波士顿的博物馆。目前，龙门石窟的雕像仍继续现身拍卖。华尔纳声称：“古董贩子为了我们的博物馆，正是从那些佛龛岩石上敲掉了人物雕像或头像。”
华尔纳和卢芹斋们对中国文物的猎取实际上也刺激了当时的盗墓活动。据称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中至少有一半是经过卢芹斋的手流转出去的。他通过照片寻找买家，并且教唆当地农民将石窟的雕像凿下来出售给欧美藏家。
根据订单盗窃也一度成为国内文物外流的主要形式。1909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里程碑著作《华北考古图谱》一书中发表的照片，刺激了1911年至1949年对龙门石窟的大规模掠夺。如斯坦利·亚伯公爵写道，法国人的学术著作“无意中提供了带照片的目录，外国买家可借此在公开市场追求，或有时候‘特别预订’所挑选作品，即告诉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他们对获得龙门石窟哪些东西感兴趣”。
暨南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刘作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法学院就读博士期间，从事文化财产法方向的研究。她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如果这些东西留在你们中国的话，可能早就被毁了”。但是刘作珍认为这只是一种假设，这并不能使当时的掠夺合法化，更不应该用中国当时令人痛心的历史来洗白自己不光彩的行为。
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近几十年，文物盗窃行为仍在不断发生。
卢芹斋位于法国巴黎的库房。（资料图）
考古跟着盗墓跑
人们常说，十万盗墓大军，而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则很难统计。在张建新去过的一些农村，也有农民向他抱怨因为盗墓的洞穴，连地都种不了，一浇地，水就渗入墓穴里。20多年前，张建新在山西一个村子也遇到过有人来挖掘他们的祖坟，村民不但不制止，甚至提供帮助的情况。
这令人痛心的一幕幕与近百年前如出一辙。根据美国博物馆研究员普艾伦的记载：龙门石窟附近的村民白日袖手旁观。到了夜晚，男人们蹚过河水，从石窟表面敲掉碎块，卖给北京古董商的代理。而如今，购买者甚至依旧可以在文玩市场预订挖掘某个坑位。
刘作珍介绍说，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中国的文物贩子将这些盗窃的文物通过香港销售到世界市场，而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
张建新在书的序言中写到，对待流失的中国文物，目前有两种颇为流行的观点：一种是义愤填膺，随时强烈要求西方归还所掠夺的中国文物，认为回来就好，哪怕是巨资回购；另一种观点认为，流失的文物在西方受到了良好保护，对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留在国外挺好。后一种观点，或许夹杂了某些情绪，但也是对中国文物至今仍在非法流失的现状不满，恨铁不成钢。
如何能够让国内的盗墓贼遵守国家的法律，不再盗墓，在刘作珍看来，甚至比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流失的文物更迫切。
文物返还，难达共识
显然，人们对文物返还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很多，张建新认为其中关键，是难以定性当时文物离开原属国的方式，既它们属于非法掠夺、流失，还是正常交易、合法离境？有的不言而喻，更多的是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模糊不清，而各国会继续为自身利益各抒己见，很难达成共识。
但是让这些流失国外的文物回家仍是困难重重。
2015年7月20日，曾藏于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32片春秋时期秦人金饰片，在甘肃省博物馆完成了交接。这是中法两国间首次通过协商合作，促成流失文物回归的成功案例。“其实背后也是困难重重，我们不仅提供了详实的学术报告，金属检测证明，也通过断绝与集美博物馆十年的合作施压，最后在法律、道德等多方面的压力之下，促成了这次文物回归。”张建新说。
而当年轰动一时的皮诺家族向中国无偿捐赠兔首、鼠首，刘作珍分析，这也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的归属与皮诺家族旗下的拍卖机构佳士得拍卖行在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近年来，我国在此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张建新总结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一是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组织、机构活动，参与相关国际公约的制定、修订；二是依据相关国际公约精神与19个国家签署了保护文化遗产双边协议；三是通过政府间合作、诉讼、协商、民间捐赠等方式促成流失文物回归。
文物追索是世界性难题，刘作珍接触的一些外国学者认为，相对于法律途径，购买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却是一种更高效，比诉讼成本更低的方式。
（刊发于2017年2月9日《法治周末》）
